华严寺塔编辑

中国佛教华严宗佛塔。位于陕西长安区韦曲少陵原半坡华严寺内。该寺建于唐贞观年间，为华严宗发源地之一。 清乾隆年间因少陵原坡塌崩，殿宇被毁，现仅存砖塔两座。东边一座为华严宗初祖杜顺和尚的墓塔，方形七层，高约13米，塔上镶有石刻“严主”两字，二层上有“无垢净光宝塔”石刻，塔下有唐大中六年（852）刻《杜顺和尚行记碑》，现移至陕西省博物馆保存。西边是华严宗四祖清凉国师（即澄观）塔，六角五层，高约7米，塔上镶有“大唐清凉国师妙觉之塔”刻石。

华严寺建于唐德宗李适贞元十九年（公元803年），为我国佛教华严宗的发源地之一，创始人是终南山僧人杜顺。华严寺由初建到以后数百年间，无高大殿堂建筑的记载，而只记有凿原为窟，以安置佛像及僧众居住，可以说它是一座典型的窟洞寺院。从塔的记载看，这里曾有华严宗初祖杜顺坐定身骨的墓塔、二祖智俨塔、三祖法藏塔、四祖澄观塔。但在清乾隆年间，发生了少陵原崩塌事件，仅存砖塔两座，其余全毁。1930年陕西大旱，朱子桥居士来陕西赈灾，与佛教界人士瞻礼华严寺塔时，见到元代重修碑内有“修塔即降甘露”的字句，便于塔前发愿“重修两塔，祝愿普雨”。不日即天降大雨，朱子桥遂与佛教界人士动工修塔。

现存的两座塔中，东边的是杜顺的灵骨塔。杜顺（法顺，公元557—640年），俗姓杜，雍州万年县（今陕西长安区）人，十八岁出家，皈依因圣寺珍禅师学习禅观。杜顺一生中，有不少为人治病、除害行善的事迹，受到当时僧俗的崇敬。唐太宗慕其盛名，引入内宫隆礼崇敬，后妃、王族、大臣奉之如生佛。杜顺虽是禅师，但又以华严为业，住静终南山，著《华严法界观门》、《华严五教止观》，为华严宗初祖。杜顺圆寂时，有两只鸟飞入房中，悲鸣哀切。其尸身一个月后仍肉色不变，且有异香飘出，后起塔藏葬。现存的杜顺塔呈方形角锥体，共7层，高约21米，为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，塔身第3层嵌有“无垢净光宝塔”刻石。

西边的塔是华严宗四祖清凉国师澄观的灵骨塔。澄观（公元737—838年），俗姓夏侯，越州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，是华严宗实际创始人，也是法藏圆寂后数十年内中兴华严宗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。澄观十一岁出家，以后遍寻名山，旁求秘藏，广学诸宗。因感华严的旧疏文繁义约，决心撰华严新疏，历时四年撰写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二十卷，后又作《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》数十卷，这两部书后合刊为《华严经疏钞》，是《华严经》注疏中最重要的著作，因此澄观有“华严疏主”之称。澄观多次奉敕译经撰疏、入殿讲经，深得皇室尊崇，被委任为天下大僧录主持全国佛教。澄观世寿101岁圆寂，历唐玄宗至文宗九朝。澄观弟子很多，圭峰宗密、东都僧睿、海外法宝及寂光号为门下四哲；宗密不仅继承其学说，而且发扬光大，名列“华严五祖”。澄观一生以振兴华严为目标，由于他受禅宗思想的影响，从而极力将华严思想与禅宗融通。澄观的禅教一致、诸宗融通的思想，对中唐以后的中国佛教有很大的影响。

清凉国师塔呈六角形，为7层6面砖塔，高约17米。塔上嵌有“大唐清凉国师妙觉之塔”刻石。塔前竖有《重修华严四神清凉国师塔记碑》一通，为清末宋伯鲁和宋联奎书写，记述了清凉国师的生平事迹。另外还有唐宣宗大中六年（公元852年）刻的《杜顺禅师碑记》一通，此碑是华严寺最重要的碑石，现已移至西安碑林保存。

华严宗由于依据《华严经》教义立宗而得名。华严三祖释法藏曾被女皇武则天赐名“贤首大师”，因而华严宗又称作贤首宗。此外又因为“法界缘起”是此宗理论的出发点，故又称法界宗。华严宗的传法世系是“华严五祖”，即杜顺—智俨—法藏—澄观—宗密。华严宗的实际创建人是法藏，杜顺、智俨是华严宗的思想先驱，澄观和宗密主张融合华严宗和禅宗，提倡教禅一致，进一步发展了华严宗的学说。宗密之后，遭遇武宗灭佛，华严宗开始衰落，但在唐宋以来都有传人。

华严宗宣扬自己是佛教教法的最高等级，并将佛教分作浅深不同的五教：一是小教，即声闻小乘教；二是始教，即大乘开始初级阶段的教义；三是终教，即大乘终极阶段的教义；四是顿教，即大乘中顿超顿悟的法门；五是圆教，即圆满无缺、圆融无碍的理论。华严宗自判为“圆教”而将佛教其他派别以至印度佛教都判为“偏教”。

华严宗虽主要依据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立宗，但对《般若》、《涅盘》、《梵网》诸经、《大乘起信论》等佛教经典也都兼收并蓄，既远承地论、摄论诸师的学说，又批判地吸收天台、法相宗的有关思想，经过调和糅合，自成一个庞大完整的理论体系。此宗对佛教经典并不拘泥原义，照本宣科，而是重新加以组织而构成自己的体系，本土化的程度很高。

华严宗的理论核心主要包括“法界缘起”和“圆融无碍”两个方面。法界缘起，即认为精神性的“一真法界”或“一心法界”是物质世界的本质和本原，客观世界中的一切现象均由“清净心”、“随缘”而起，离开“一心”，别无它物。在此“一心”的作用下各种现象虽然千差万别，但它们无不像“月映万川”那样统摄于“一心”。所谓“圆融无碍”，是说“无尽缘起”的现象虽是一种体用关系，但体用之间并非殊绝悬隔，而是体用全收、圆通一际，相入相即、圆融无碍。因此，举一尘而尽宇宙，舒一念而该发九世。此事即彼事，此法即彼法，事事无碍，法法平等。在“圆融无碍”思想的支配下，华严宗在佛教内部调和各派思想，对外则主张融合佛儒道三家。这种圆融一切的思想，正是盛唐大一统局面的一种反映。

华严宗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。华严宗思想对宋代形成的理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。朱熹的“理”或“太极”并不就是华严宗所谓的“理”或“性”，其“生生不穷”之说也不是“一多重无尽“之说的简单重复，但其思维途径上的类同，却不能说是偶合的。华严宗的教义体现了汉地佛教高层次的文化心理特征，非常适合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信徒们的胃口，那些性格豪迈奔放，而富有浪漫气息的文人或思想先驱者对华严宗饶有兴趣。宋代文豪苏东坡研习华严经典，深感兴趣于华严宗的事理无碍、万事万物都是“一真法界”体现的学说。因此在诗文中写道：“孤云抱商丘，芳草连杏山。俯仰尽法界，逍遥寄人寰”，“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”。清末戊戎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谭嗣同，在所撰名作《仁学》一书中，采取了华严宗“法界缘起”的理论，认为法界、众生界都是由“仁”、“性”、“灵魂”，亦即“性海”所立，并由此论证了三世一时，一多相容，天地万物只是“同一大圆性海”的一部分。其中，人只是一个现象而已。由此观之，谭嗣同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，为变法慷慨赴死的豪迈性格，其实是有深厚的华严宗佛学渊源的。